2024年4月18日，纽约国际967ny本学年第15期、总第264期学术论坛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学术论坛的汇报者为张冬梅、张思萌、张晓红和赵菲，指导老师为王菊老师。

第一位汇报者是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冬梅，汇报的文章为来自于Regional Anesthesia and Pain Medicine期刊，题为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n the trajectory and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anxiety and postoperative opioid-related outcomes”。大量研究表明，患者在围手术期使用阿片类药物可能造成相关危害，包括依赖和过量服用。目前尚不确定焦虑是否作为术后阿片类药物使用的独立危险因素或作为手术部位疼痛因果通路的中介。本研究对1771名接受择期外科手术的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记录患者手术当天、术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的阿片类药物使用、疼痛和焦虑。经过协变量调整的混合效应回归模型验证了手术部位疼痛和焦虑背景下患者术后阿片类药物使用情况。结果发现，手术当天焦虑和手术部位疼痛的患者术后阿片类药物使用率更高。焦虑在疼痛对阿片类药物使用的关系中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焦虑是手术后疼痛增加和阿片类药物使用的独立危险因素。未来可采用靶向行为疗法以减轻围手术期的焦虑，这可能会对术后疼痛和阿片类药物的使用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位汇报者是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思萌，汇报的文章来自于JAMA NETWORK OPEN期刊，题目为“Association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Social Isolation With Later-Life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Adults in China”。该研究旨在探讨与威胁相关和与剥夺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与中国中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的关系，同时评估社会孤立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了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的数据，包括6466名参与者。研究使用了具有完整案例方法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评估了威胁相关和剥夺相关童年不良经历与认知功能随时间下降的关联。模型中增加了童年不良经历与随访时间（年）的交互作用项，以评估童年不良经历与认知功能年下降率之间的关联。此外，当观察到显著关联时，进一步进行二次分析，使用三项交互检验评估基线的社会孤立在童年不良经历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随着与剥夺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数量的增加，参与者随访期间认知评分的变化更突出。具体来说，与威胁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与基线时的整体认知、情景记忆、执行功能以及认知功能年下降率无关。而与未经历童年剥夺相比，经历1种与剥夺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的参与者在初始模型中整体认知、情景记忆和执行功能下降更快。与此同时，社会孤立被证明是童年剥夺、整体认知和执行功能年下降率较快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中老年人中，暴露于与剥夺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与认知功能年下降率增加独立相关。相比之下，没有发现与威胁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与认知功能下降有任何关联。此外，社会孤立可以调节与剥夺相关的童年不良经历与整体认知和执行功能下降的关联，这对后续干预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位汇报者是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晓红，汇报的文章为来自于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期刊，题为 “Variability in perceived burden and health trajectories among older caregiver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Sweden”。该研究旨在确定经历最严重主观生活受限制的老年非正式护理员亚组，并为其中感知负担和客观健康状况下降最快、影响最大的亚组提供积极的针对性干预。本研究的非正式护理的负面影响是由护理者和被护理者双方的特征和护理环境决定的。结果显示，具有双重角色（接受照顾同时也需要去照顾其他家庭成员）、与配偶同居、每月照顾时长≥30h、年长、女性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照顾者会经历更大的主观生活受限制和感知负担。此外，客观的健康状况水平下降与照顾者的双重角色有关，这其中还受到社会人口学（如性别和社会网络）的调节。这篇文章证实了主观测量在不同照顾者亚群中预测客观影响的可靠性，也为我们临床护理科研工作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即主观测量既是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对客观结局指标具有指示意义的测量方法。

第四位汇报者是2022级硕士研究生赵菲，汇报的文章来自于Journal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期刊，题目为“Does fetal sex influence the risk of venous thrombosis in pregnancy? A cohort study”。 众所周知，炎症是静脉血栓栓塞的危险因素，并且多项研究发现，与怀有女性胎儿的孕妇相比，怀有男性胎儿的孕妇的炎症水平更高。因此该研究调查了与胎儿性别相关的妊娠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这项队列研究将来自国家登记处的数据联系起来，比较了怀有男性胎儿孕妇和怀有女性胎儿孕妇在孕期及产后3个月发生静脉血栓形成事件的发生率和风险比。使用1995年至2017年的全国数据。所有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有活产或死产的丹麦女性都有资格入选；最终包括137万名研究对象。怀孕前患有静脉血栓、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血栓形成倾向或癌症的女性被排除在外。研究结果显示，怀有男性胎儿的孕妇其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为每10,000次妊娠发生8.0次，而怀有女性胎儿的孕妇为6.8次。怀有男性胎儿的孕妇在妊娠期间静脉血栓形成的调整后风险比为1.2（95% CI，1.1-1.4），而产后为0.9（95% CI，0.7-1.0）。妊娠第30周之前，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才会升高，“滑动窗”分析显示，妊娠第25周左右风险比值出现最高。这些发现表明，怀有男性胎儿的孕妇在妊娠期间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略高于怀女性胎儿的孕妇。产后胎儿性别的不同并未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分享该研究的原因如下：一是大型队列研究的结果较为可靠；二是随着我国高龄、肥胖等孕产妇妊娠比例增加，静脉血栓栓塞引起孕产妇死亡的比例逐渐增高，但是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提供了静脉血栓栓塞有关性别的机制探索；三是本研究使用“滑动窗”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孕周和静脉血栓栓塞发生的关联。

四位汇报者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精彩汇报，王菊老师根据汇报内容进行了详细点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本次论坛拓展了大家的思维，增进了对学术问题的理解，本期学术论坛圆满结束。